用正念做大法弟子该做的

一、听到同修在异地监狱被迫害致死

中共病毒（武汉肺炎）疫情封控最严重时期，我听到C同修被邪恶迫害致死。同修的家属曾经想开车去监狱，但一到高速公路检察口就被拦截下来。从非法开庭见到C同修，直到C同修离世，历时两年多，期间C同修一次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。接到同修离世的消息，同修们都很悲伤。我们商量一旦有机会，要尽快去看一下C同修的遗体，控告那些当事人。

一个多月之后，从网上查到异地之间可以通行了。但中共邪党给好多同修在身份证上做了标记，一部份同修害怕被邪恶监控到（因为我地要求离开本地，必须报备）；再有走高速安检时，身份证一刷就报警，就会被拦下。还有多数同修没有与检察院、监狱等机构打过交道，一出现特殊情况不知道怎样应对。

我们有责任查找真相，找寻同修被迫害致死的原因，如果时间拉的太长，一些迫害证据就有可能被所谓的执法人员毁掉。

同修们交流后认为，我因为营救同修，多次曾与这个监狱的各级人员接触过，就决定由我和另一名有社会经验的S同修陪同家属一起去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曾多次被中共迫害，又担心此行做不好会带来负面影响。

我想起师父说：“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，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，都是为你们存在的。”（《精進要旨三》〈走正路〉）我的正念出来了。

由于S同修与我们配合少，我特意叮嘱他，要提前做好核酸检测、看车辆是否限号，要比平时早起等（因为我们为了躲过高速的安检，只能走下道，这样路上要四、五个小时）。

虽然我决定去了，但是我曾被邪党非法劳教过两次，也面临被大数据查到的风险。那时我们每天上报体温与自己的定位，并且单位明确要求出市要报备。如果我在去的过程中出现意外，单位就会知道。为了把风险降到最小，我只能把考虑到的可能性都考虑進去，剩下的就靠我们的正念了。

我们一路顺利，碰到路上一个检查站，我们机智的绕开。我们这次来，为了不让邪恶有准备，没有提前打电话。这次我们有三个目地：一是拿到C同修住院期间的病例；二是向检察院当面递交控告状；三是看望C同修的遗体。

中午十一点我们到了医院，找到医院相关工作人员，说明来意后。医院人员明确告诉我们：“人去世后，不能随便拿病例，只对公，不对私，就是家属也不行。”家属给监狱工作人员打电话，他们推脱说病例不能给家属。我们让他们拿出不给的理由，对方回答说等他们汇报商量后，再给我们答复。

我们中午吃过饭后，就到了当地检察院，我们要把控告状递交到检察官手里。到了检察院后，传达室让我们给检察官打电话来接我们。我们打电话，电话那头很客气，说不巧今天出差了，让他的助手半个小时后出来拿。

家属同修已经七十多岁，那天天气有些热，我们坐在外面，开始等了半个小时，那个助手也没出来，就又打电话，说有些事再等一下。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，还没出来，我清楚的知道这是邪恶不想让我们当面成功递交控告状。我就跟老同修说再打电话，又说再等等。在这期间我们一直持续发正念，等了将近两个多小时，那个助手才出来，接了我们的控告状。

在等的过程，我们给那个检察官打电话，说了我们的来意，告诉他我们想看看同修的遗体，检察官一口回绝，说不可能，并抱怨说：“你们来时不预约，家属也不配合签字火化。”我接过电话说：“检察官好，我是某某的外甥女。我们不知道见你们要预约，更不知道见自己的亲人也要预约。你说我姨（家属同修）不配合你们火化签字，你们反过来想想，如果是你的亲人，多次合理要求会见都没让见。在重症监护住院期间，我姨找到这里，还是不让她正常会见。就是临死之前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给视频一下，让他们做一个最后的道别。监狱不是口口声声人性化管理吗？难道这就是人性化的体现吗？一个亲人突然离世了，换谁能接受的了？希望您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。如果想着让这个事情顺利進行，不能你们提出一个要求，我们就立刻接受；而我们的基本要求，却以没有预约等理由拒绝。”

检察官听了后，答应尽快商量，让我们等回复。一个小时后，我们接到电话，可以第二天看C同修的遗体，并且答应把病例给我们寄过来。至此，从开始的重重顾虑，到我们来时的三个意向都基本达成。

二、看到网上同修被迫害到重症监护室的消息

我看到我地Y同修被监狱迫害到重症监护室的消息，就找到Y同修的姐姐和与他之前配合的G同修。向Y同修姐姐了解情况后，知道他们全家以及部份同修已经去了一趟医院，只让Y同修的弟弟隔着玻璃看了看，但是没有让Y同修的姐姐会见，她一直很不甘心，但是没有办法。

我说：“我有办法让你有可能见到。”Y同修的姐姐听了我的想法后觉的有希望，就和当地同修们商量。由于同修们看望Y同修回来过高速检查口时被截住，Y同修姐姐差点被扣留，所以大部份同修及家属不太同意她再去。

但是我想我们不是为了只看看同修，是为了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。我们会见Y同修，是为了给Y同修添正念，能让他快些走出魔难，所以为了让同修们整体配合这件事，我反复跟当地同修交流，最后有两个同修答应和我们一起去，但是不和我们同车。

为了熟悉那里的环境，我们提前一天动身到了监狱所在地的医院，为了躲开高速检查口的检查，我们依然选择走下道。我们一路安全的到达所在地的医院，我领着她们熟悉那里的环境，并且告诉她们到哪个科室有可能等到Y同修。我们在那里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出来了。

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，Y同修姐姐由于姐弟感情深，知道弟弟病情严重，又不让见面，情绪几度崩溃，我和G同修从不同角度开导并鼓励她。

第二天我们七点多就到了医院，我让两位同修下车，按照我们昨天说的地方去等，我去找车位放车。到我们初次来，不知道Y同修的情况究竟怎样，想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，我又步行买了一些礼品，回到医院和两个同修碰面。

两个同修见到我后，非常激动的告诉她们见到Y同修的过程：她们刚到那个地方，在电梯边看到警察正推着Y同修乘电梯，她们快速走步行梯，到出口处等他们。姐弟相见，情不由己。由于太突然，警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由事情发展，他们边走边说，并且全程陪同Y同修做完某项检查，鼓励他要正念闯出来。

我们拿着礼品去看望Y的主治医生，了解他的病情，并给医生讲了Y的遭遇，希望他不要有偏见。

三、听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

前年五月份，我市一个协调同修找到我，告诉我市所辖县的同修L因在北京发放传单，在北京某地被国保警察绑架。有同修讲真相时碰到L同修的母亲，知道了此事，我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既然让我们知道了，就有可能有我们要做的以及要修的。

我找到L的母亲了解情况，知道她们家不修炼的家属请了一个常人律师，并且不让L的母亲介入。我又進一步了解到，当地同修在营救方面没有经验。我找到我市曾经配合过的同修，几个同修商量后，认为如果让不明白真相的律师及家属这样做，起不到正面作用。

我们和L的母亲与弟弟交流后，他们都同意我们请一个正义律师。我提供了正义律师的电话，由L的弟弟来联系律师。律师很快在网上签好了协议，初定某日会见。

因为L被绑架地点在北京，这给我们整体配合带来了很大的考验。我们以往营救同修，就是首先曝光邪恶；协调交流，查找我们的整体不足；配合家属面对面讲真相要人；写出相关文书，当面递交或邮寄给每个阶段的责任人；找律师会见同修。

尽管不是发生在我们本市，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修依然主动配合。其它环节都还好，但谈到面对面去给北京警察讲真相或者是陪同律师会见L，与家属共同配合要去北京时，大部份同修都开始有畏难情绪，主要是被身份证障碍着。因为去北京的每条路上，都有安检口，几乎每辆车、人都查，尤其在所谓的重大活动或中共邪党开两会时，安全级别就升高。我们大多同修的身份证都被做了标记，如果被查到，就会与自己所在辖地的派出所联系，有的放行，大多被接回，有的因此被非法抄家或被迫害，因此去北京成了我们的一道坎。

我们聘请的律师在第一次会见L时，就被看守所值班警察审查刁难。在这之前家属去送钱物时，因为说了一句劝善的话，看守所警察两次打电话给派出所，家属被恐吓。我知道这些后，觉的北京的邪恶很大，外来干扰太多。如果我们顾忌自己的因素，害怕被查，不用正念看问题，那不就是让邪恶任意妄为吗？律师是配合我们讲清真相的，让律师单枪匹马去面对，还配的上大法弟子的称号吗？我说：“我明天开车带上你们，我们就要和律师一起，破除邪恶不让会见的安排。”

第二天早晨五点多，我接上两位家属同修就上路了。我经常配合的同修一个也没有，这两个家属同修根本没有营救的经验，并且还有顾虑。我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鼓励自己与家属：“我们在做最正的事情，不会有事。”

我们顺利通过安检，准时和律师在看守所门前汇合。律师看到我后，带着尊敬的语气说：“大姐来了！”我听出了他盼望有人和他共同配合。这个律师明白真相，他愿意与我们共同参与反迫害。同时也用鼓励的语气给家属说：“你昨天不是说不来了吗？你怎么能不来呢？你一定要来，你不来有些事情不好办。”

从L母亲的表情中，我看出她还是有些怕心，我告诉她：“你这次不用露面，你就坐在旁边发正念，不会有什么事。”我随着律师一块到接待厅办手续，虽然这次警察还是对我们不是很友好，但是由于家属的配合，我们很快办好了会见的手续。律师会见了大约两个小时，我们就在门口不停的发正念。

吃完中午饭，我们又去北京某区的公安分局，刚到大门口，律师和L的弟弟下车。我则寻找车位时，天气突然骤变，狂风夹带着雨和土，巨大的风让人睁不开眼睛，我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后，就在车里发正念，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左右。

律师和L的弟弟回来了，这时风雨也停了。他们叙述了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的蛮横与邪恶，他们不但不让律师讲法轮功在法律层面合法的事实，更是威胁家属，让他们放弃基本维权的正当行为。

回来后我与当地同修交流，有的同修受到启发，在后面的持续营救中，如案子到了法院阶段，有同修配合家属去递交控告的文书；非法开庭时，有几个同修破除自己的观念，开车去北京发正念。这些同修回来后，進一步交流自己的心得，后来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到营救中来了，并且把去北京不再当成一个什么障碍，越来越多的人去了北京。

这些年在营救同修这方面，无论是同修找到我，或者是我自己在网上看到同修被迫害，我几乎没有推辞过，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

在这些年的营救中，我曾去过多个执法单位，给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。从开始的犹豫害怕，到后来的理智面对；由针锋相对到善意对待，再到慈悲劝善。有时往往看着不可能的事情，在师父的点化与安排下，我就能找到突破口，让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。